經濟學博士，經濟評論員 馬光遠

繼去年溫州高利貸引發的跑路危機之后，近日，杭州地區因“互保聯保”面臨資金鏈斷裂的600多家民營企業，聯名上書向浙江省政府緊急求助的事件再次牽動了全國的神經。

事件的緣由和我們熟悉的很多民營企業的故事一樣：一個企業資金鏈的斷裂牽出了一連串的債務黑洞，銀行出于自保而開始逼債，信貸鏈條上的所有企業的脖子上的繩索開始收緊。這次引爆的是兩家企業，一個名叫中江控股，因為無法償還高利貸，董事長被以涉嫌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刑拘，旗下數十家實體企業和相關資產、債權、債務正被依法核查，涉及金額初步統計達數十億元之巨；一個名叫天煜建設，涉非法集資案被法院立案，引發的信貸危機涉及到中國銀行、建設銀行等23家金融機構，關聯債務超過100億元，關聯企業近100家。這兩個案件引發了各大銀行對相關企業的集中催收貸款，進而將多年來企業之間向銀行貸款形成的“互保聯保”的錯綜的擔保網絡觸目驚心的展示出來，從而引發了大面積的企業資金鏈危機。

坦率而言，對于融資體系殘缺并且嚴重歧視民營企業的中國主流的信貸制度而言，“互保聯保”絕非近期出現的新鮮事物，而是中國信貸制度下，民營企業的無奈的“金融創新”。在信用貸款難以獲得，官辦的擔保機構又不愿意為民營企業提供擔保，或者民營企業難以承擔高昂的擔保費用的情況下，企業之間的互保以及聯保，就成了民營企業從銀行獲取資金的必然選擇。而這樣的“互保聯保”，對于銀行而言，也不失是一種比較安全的選擇。在宏觀經濟景氣，企業擴張的情況下，這種“互保聯保”的風險自然很小，但一旦行業緊縮，擔保鏈條上的企業出現問題，則整個鏈條上的企業都會引發資金鏈危機，從而出現真正的多米諾骨效應，如果銀行在這種情況下對企業收緊信貸，催收貸款，則無異于雪上加霜，加速企業資金鏈的崩潰。

從這次上書的600家杭州地區的民營企業的情況看，不乏行業龍頭、知名企業和中國民企500強企業，包括國內輸配電行業最強企業之一的虎牌集團、家具行業龍頭嘉逸集團、國內人造板行業的領軍企業榮事集團等，同時，“互保聯保”的企業，大多又是在同一個行業，比如家具行業，從而導致整個行業都出現了雪崩式的危機。同時，我們看到，這次盡管有600家民營企業上書求助，但考慮到“互保聯保”其實是各地民營企業融資擔保的普遍方式，加之很多銀行牽涉其中。以浙江為例，企業聯?；ケＤＪ郊s占企業總融資比例的60%-70%，龐大的“互保聯保”鏈條使得今年浙江的銀行不良貸款飆升，截至5月末，浙江全省的不良貸款余額為672.8億元，比年初增加181.4億元；浙江省銀監局提供的數據則顯示，目前浙江所有的企業貸款中有40%是企業互保貸款。這意味著，一旦擔保圈內的某家企業發生資金危機，將會危及浙江全省40%的銀行貸款。再加上宏觀經濟的整體下滑，從而使得企業聯保、隱性互保的風險被點燃并迅速蔓延。就此而言，這次因資金鏈斷裂風險引發的金融風暴的嚴重性以及解決難度，很顯然高于上次溫州的高利貸風波。

由此觀之，600家民營企業因為擔保鏈條斷裂上書求助，表面上跟整體經濟環境的下滑，以及一些行業的過度擴張有很大的關系。但事實上，背后折射的仍然是民營企業的融資困局和金融亂象。在中國當下的金融制度下，民營企業并非和國有企業一樣的平等的融資主體，在現有的融資體系下，不僅信用貸款和民營企業沒有關系，即使那些主流的擔保機構，也并不愿意為民營企業提供融資的擔保，從而導致民營企業的融資在現有的體系下只能依靠“互保聯保”這種“自力救濟”的行為，而這種擔保，一旦有一些企業出現金融欺詐，或者整體行業不景氣，必然會發生連續反應。

這是一種系統風險。但比這種歧視民營企業系統風險更大的，則是我們的制度設計中，根本沒有如何防范這種風險的任何預案，一旦資金鏈出現問題，除了各大銀行趕快搶先到企業催債，從而加重危機和恐慌之外，沒有任何積極的應對舉措。這次600家民營企業上書求助，提出兩個要求：一是希望浙江省政府聯合省經信委、省金融辦、省銀監局以及各級政府維穩辦成立協調小組，對這次因銀行催貸引發的民企資金鏈危機盡快進行集中和系統性處置；二是希望浙江省政府出面協調銀行暫時停止收貸，并盡快將近期所收貸款暫時發放給相關企業，給企業以喘息和處理危機的時間；希望政府出面與銀行方面協調，爭取今后３年之內，不要削減相關企業的貸款額度。

如果說要求三年之內，不要削減企業的貸款額度，尚可商榷，但第一個要求，不僅合理，而且的確需要政府出面，進行系統解決，靠銀行的催債，只能使危機更加蔓延，靠企業自救，也并非有效的舉措。因擔保引發的信貸危機，本質上仍然屬于杠桿危機，解決金融的系統風險本來就屬于政府應該提供的公共產品，歐美等國對此都有成熟的應對方案。然而，奇怪的是，對于財政預算監管缺失，公共資金的使用極為混亂的中國，對于民營企業的信貸危機，無論是銀行，還是國人，卻表現出了“高度”的市場經濟風險自負原則的理念和對企業的苛刻，這不僅是將危機的根源全部歸于企業，掩蓋了政府金融體系的殘缺和責任，更是對市場經濟系統風險的誤讀。這種觀念的歧視和對民營企業命運的冷漠，恰恰是真正的市場經濟所絕對不容的?？梢栽O想，如果這次信貸鏈條的斷裂的主角是國有企業，銀行的逼債也好，還是讓其自生自滅的觀點也好，都不會大行其道，政府不但會救，而且非議也少。而一旦民營企業出問題，我們的納稅人卻立即覺醒，逼著眼看被逼上絕路的企業去找市場，而不是市長，實屬匪夷所思。

基于此，我們認為，對于浙江600家民營企業面臨的資金鏈困局，政府不但應該出手解救，而且，考慮到中國金融體系抗風險能力之弱，未來諸如“聯?；ケ?rdquo;等引發的風險將會是常態，應該著手建立金融應急的常態機制，建立危機應對基金，避免危機的蔓延和企業倒閉的多米諾骨效應，這不是什么亂花納稅人的錢，而是市場經濟和金融穩定的必備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