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簡稱CITES公約），于1973年6月21日在美國華盛頓所簽署，1975年7月正式生效。該公約管制國際貿易的物種，可歸類成三項附錄，附錄一的物種為若再進行國際貿易會導致滅絕的動植物，明白規定禁止其國際性的交易；附錄二的物種則為目前無滅絕危機，管制其國際貿易的物種，若仍面臨貿易壓力，族群量繼續降低，則將其升級入附錄一；附錄三是各國視其國內需要，區域性管制國際貿易的物種。
今年3月，《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簡稱CITES公約）第十六屆締約國大會在泰國首都曼谷開幕，來自177個國家和非政府組織的2000多名代表出席此次會議。大會公布了新的附錄修訂名單，交趾黃檀、中美洲黃檀、微凹黃檀、伯利茲黃檀和盧氏黑黃檀由附錄III被列至附錄II。至此，“紅木國標”中的7種樹種被列入CITES公約的附錄I和附錄II，這些樹種均須有進出口許可證或者再出口證明書，方可進行國際貿易。
今年6月，新修訂的“CITES公約”正式生效，隨著稀缺木材被限制進出口，國內紅木原料價格上漲，企業壓力也開始顯現，囤積原料不多的中小企業將面臨嚴峻挑戰。
新的現實，明確告訴人們：紅木家具“富而不貴”的時代已經結束！同時，也對紅木家具的設計、制作、經營者提出一個問題：面對新的形勢，如何擺脫那種與時背違的低仿、高仿及缺乏根基的生產運作模式，積極創新，不斷進取，提升發展，確保產業的輝煌。
不可否認，紅木家具行業曾有過“賺錢”的好時期。改革開放初期乃至之后較長一個階段，紅木家具行業欣欣向榮，利潤可觀。要知道，此乃拜當時材料價格低而成品利潤高所賜，并非我們制作的商品有多少文化和技術含量。筆者曾撰文剖析過當時所出現情景的原因：不是我們的能力超群，而是趕上一個好時代。此話刺耳，事實如此。應該看到，當時為數不少購買紅木家具的人，較大程度出于對材質的占取、炫耀，而較少考慮家具的文化傳承。同時，當時紅木家具設計、制作、經營的從業人員文化程度、知識學養不是很高，成長閱歷、生活方式等往往決定著一個人及其企業和商品的品位，所以紅木家具行業中精品佳作并不多。
金融規律、商品法則告訴我們：貨幣價值決定著購買力。用通俗的話語解釋就是：隨著紅木家具名貴原材料的日漸稀缺且價格上漲，其商品價格必將大幅上升。這樣，一般普通消費者不得不從紅木家具購買者的行列中退出，而這一層恰恰是曾經的“中堅力量”。消費群體重新洗牌，新涌現出來的購買者往往有他們的要求和眼界，會因我們作品的“富而不貴”而難以適應他們的意愿，致使他們將眼光轉向西洋家具。這，不能說他們是“崇洋迷外”，而應該是我們自己認真反省，怎樣不斷進取去適應時代。
筆者認為，在新的形勢下，紅木家具行業必須有壯士斷腕的氣概，進行一次徹底的自我揚棄，以改變“富而不貴”的局面，促使行業新發展、新跨越。
其一，擺脫“富而不貴”，確立紅木家具奢華品地位。如今，名貴珍稀木材越來越少，倘若我們不能設計、創造出足以傳世的杰作，繼續停留在“富而不貴”的低層次上，那是沒有出路的。國際上的奢華品具有時尚精致、手工制作以及文化含量、品牌積淀、限量制作等等的品質屬性。目前在中國，紅木家具稱得上唯一能與國際接軌的奢華器物，這主要是其制作材料珍貴而日益稀缺，以及豐厚傳承、文化積淀等延伸價值所致。因此，將紅木家具的設計、制作列入高端、精致的奢華品范疇，無疑是提升設計理念、增加文化含量、完善制作工藝的最好突破口。
其二，緊緊跟上時代，適應高端品位人士生活方式。以稀缺的木材制作成為高端精美的奢華家具，是物盡其用的最好歸宿。回顧家具發展史、演變史可以看出，家具與生活的關系，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而遞進的：坐具，從席地而坐到垂足而坐，從正襟危坐到斜靠倚坐；儲具，從只講究實用到追求人文，從只強調適用到追求藝術韻致。一切，都是那么的與時俱進，沒有哪個朝代的家具停留在只繼承而不發展的層面上？
其三，提升自身品位，創作無愧時代的傳世佳品。有怎樣的生活，才會有怎樣的眼界；有怎樣的眼界，才會有怎樣的境界。紅木家具的設計、創作者，應該盡快提高自身的素質、學養，以“既富且貴”生活之后的眼光來審視紅木家具產品的設計、創作。筆者認為：今天的經典，一定是昨天的時尚；明天的經典，一定是今天的流行。倘若，不能創作出和明式家具、清式家具一樣的傳世精品，我們有愧于這個時代。
傳承是創新最好的根本，創新是傳承最好的發展。仿造，哪怕再出色甚至超過真品，永遠只是贗品，只能滿足一部分市場的需求，但終究不會是高級的、永恒的藝術。離開了傳承的創新是無本之新，沒有創新的傳承同樣是一潭死水。以最為典型的明式紅木為例，它的問世，是無數代前朝家具的美學價值、實用價值、人體工學的精華，在明代政治、社會、經濟、審美、生活、習俗下的一個集大成，朝代只是一個推動力，催生著豐厚傳承的家具風格在這個特定的時期由量變積累為質變，由漸變急趨為穩固，由生澀而變得圓熟，形成風格，成為時尚，最后完成為永恒的經典。
繼承傳統文化，如果只是形而上地夸贊其優秀，卻不關聯具體的載體（比如唐詩宋詞、書法繪畫、昆曲京劇、明清家具等等），基本是空談。相反，把具體的載體等同于傳統文化，卻不做時代崇尚、心靈思想、生活狀態的剖析，更是一種誤導。傳統文化的載體很多，一個具體的載體只是傳承著文化的一小部分、一個側角、一片層面，而不是文化的全部。而這些具體的載體，在每個不同的時代都呈現出不同的光彩，正說明這些載體是在傳承和創新中成為當時時尚、后世經典的。一旦與不斷變化著的生活方式發生沖突而未能及時調整的載體，便漸漸式微，哪怕當時再輝煌，最終也只能退出歷史舞臺。
筆者認為，對傳承與創新有正確、深刻理解的紅木家具設計創作者，一定會認識到社會變化所帶來的生活方式的變化，新涌現的紅木家具消費群體必將會對紅木家具的創作提出新的要求。家具的適用性即是生活方式要求的一種體現，具有強烈的時代特性、社會特質，而生活方式就是一種文化，新涌現的消費群體需要“既富且貴”的奢華家具來對應品位。
“古不乖時，今不同弊”，乃唐代書法家孫過庭《書譜》之語，意思是，古人不寫當時人都看不懂的字，今人的書法創作則必須有所創新但不能脫離時代特征。時過千年，咀嚼孫過庭妙論，多么深刻、多么透徹，道盡了“傳承與創新”的辯證關系。如若將其借用到與生活方式有密切聯系的紅木家具的創作上，將會受益匪淺。遺憾的是，眼下一些紅木家具產品既“乖時”，又“同弊”，這是對日益稀缺的名貴木材的暴殄天物，實在可惜。
“筆墨當隨時代”，日益稀缺的名貴紅木創作的奢華家具，更應當如此，否則，材質再高貴，依然“富而不貴”！
